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252號 誣告

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252號 誣告
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06年度台上字第2252號 上　訴　人　賴承漢（原名賴昱成、賴侑聖） 上列上訴人因誣告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0 5年10月20日第二審更審判決（105年度上更㈠字第11號；起訴案 號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2年度偵緝字第1465 號），提起 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主 文 上訴駁回。 理 由 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，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駁回。 二、本件上訴人賴承漢（原名賴昱成、賴侑聖）上訴意旨略稱： ㈠本案付款人為玉山商業銀行前鎮分行（下稱玉山銀行）、 發票人為同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同曜公司）、發票日 民國99年4 月23日、面額新台幣（下同）50萬元、票號AA08 86863 （下均以後三碼稱之）的支票，其上面的印鑑並非同 曜公司在玉山銀行甲存（支票存款）帳戶所留存之印鑑，而 係上訴人交付告訴人駱○琳保管、同曜公司在臺灣土地銀行 小港分行（下稱土地銀行）乙存（非支票存款）帳戶所留存 的印鑑章。上訴人明知系爭支票不可能兌現，猶對駱○琳提 起偽造有價證券等之告訴，即因前揭印鑑章為駱○琳所保管 、使用，才會誤認系爭支票為駱○琳所竊去，並盜蓋上開印 鑑，實無誣告之主觀犯意。況且上開印鑑章，於系爭支票簽 發當時，究竟係在告訴人保管、使用中，還是尚在上訴人持 有中，此攸關上訴人是否構成本件誣告罪，原審未加調查， 亦未於判決中說明理由，已有證據調查未盡，及判決理由欠 備的違失。㈡駱○琳既指述前後不一，且與客觀證據、證人 謝浩宇（按係告訴人之助理）的證言不同，尚有瑕疵可指， 原審卻仍採納告訴人存有瑕疵之指述，作為認定上訴人有罪 之依據，顯然違背採證法則，而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云 云。 三、惟查： ㈠證據的取捨與證據的證明力及事實的認定，均屬事實審法院 的裁量、判斷職權；如其此項裁量、判斷，並不違反客觀的 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，且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的 心證理由者，即不得單憑主觀，任意指摘其為違誤，而據為 其提起第三審上訴的合法理由。且法院認定事實，並不悉以 直接證據為必要，既綜合調查所得的各項直接、間接證據， 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，即非法所不許。又各種供述證據 ，無論係被告或共犯的自白，或被害人（含告訴人及其家屬 ）及一般無上揭關係的證人指述，均屬各自獨立的證據方法 ，雖然告訴人的指證，因立場對立、利害相反，具有較高之 真實性疑慮，但若無明顯齟齬，各該證據方法並非絕對不能 互為補強證據。易言之，此乃屬證據證明力的範疇，設使另 有其他非供述證據可以參佐，益當足憑認定。再者，所謂補 強證據，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全部事實為必要，倘能 保障相關陳述之憑信性者，即已充足。且供述證據雖前後稍 有差異或矛盾，如其基本事實之陳述尚無不同，事實審法院 並非不得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，斟酌其他情形，作合理比較 、定其取捨，非謂其中一有不符，即應全部不予採信。至於 刑事訴訟法第379 條第10款，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 證據，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，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 性的證據而言，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，必其證據與判斷待 證事實之有無，具有關聯性，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的事 實，而為不同的認定，始足當之。若所需證明的事項已臻明 確，或屬枝節事項，自毋庸為無益之調查。 原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迭於偵查、歷審審理中，坦承確有 以系爭支票被竊為由，辦理掛失止付並請求警方協查，且於 查知提示人係駱○琳之姪子程立亨後，仍然提出刑事告訴狀 ，指訴駱○琳犯竊盜、偽造有價證券、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等 罪嫌的客觀事實，另直陳確實於先前，曾與妻張○婷一同向 駱○琳借款50萬元，而「我負責的同曜公司支票上印文，只 要我在，就都由我用印，我不在或沒空，才由財務部副總經 理張○婷用印」等旨的部分自白；駱○琳迭於警詢、偵查及 歷審中，堅稱：同曜公司為清償欠債，向我借款50萬元，我 專程南下高雄，在我的往來銀行內，當場如數交付給張○婷 ，張○婷則交付系爭支票給我，作為借款的擔保；張○婷供 證確有上揭50萬元借款之事，並直陳：我是同曜公司副總經 理，系爭支票上之金額，確是我所寫，「如用同曜公司名義 開票，上訴人都會知道」各等語的證言；上訴人報竊之警詢 筆錄；系爭支票影本、退票理由單、遺失票據申報書、票據 掛失止付通知書、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影本、同 曜公司刑事告訴狀；上訴人因系爭支票，所提之上揭刑事告 訴，業經法院諭知駱○琳無罪確定的判決書及卷宗等證據資 料，乃認定上訴人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，因而維 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以誣告罪刑判決，駁回上訴人之第二審 上訴。 原判決復對於上訴人僅為上揭部分自白，而矢口否認犯罪， 所為無誣告故意的辯解，如何係飾詞卸責，不足採信，除據 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、說明外，並詳敘：駱○琳於98年10 月間出具的保證書、簽收同曜公司大章及股務章的紀錄，均 未載敘與同曜公司往來土地銀行帳戶的印鑑章有關，且上訴 人另於99年8 月間，再對駱○琳提起刑事告訴，主張駱○琳 趁保管同曜公司的存摺、印鑑之機會，盜領該公司在土地銀 行帳戶內的款項乙案，狀載內容亦未敘及該公司土地銀行的 存摺、印鑑章有交駱○琳保管之情，何況上開刑事告訴，經 檢察官對駱○琳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，實無從以駱○琳曾 提領同曜公司在土地銀行帳戶內的款項，而該取款憑條上的 印鑑章，與系爭支票的印文相同，即認系爭支票上的印文， 為駱○琳所盜蓋。另詳為剖析：上訴人與駱○琳僅係一般商 業金錢調度往來關係，非屬至親好友，且上訴人負責之同曜 公司早先曾向駱○琳借款800萬元，還由民間公證人見證雙 方書立「金錢消費借貸契約書」，載明上訴人以股權作為擔 保，可見雙方行事謹慎，借貸有保，駱○琳對於本次借款， 亦要求上訴人出具支票擔保，實不違常；再觀諸駱○琳當時 住居臺北、臺南等地，離高雄市均有相當路程，若非為收取 票據，作為本次借款的擔保，大可在住處附近的金融機關辦 理匯款已足，何需遠赴高雄市，專程與上訴人、張○婷會面 、親交50萬元借款，可見駱○琳所述非虛；尤以證人張○婷 證稱：我（通常）會照票號，依序開立票據等語，而稽諸系 爭支票票號為「863」，接續在後的「864號」支票的發票日 為「98年12月4日」（應於發票日前簽發），又參諸張○婷 所提出的支票簽收紀錄，顯示駱○琳曾於「98年11月20日」 簽收「857、858號」支票，恰與駱○琳指稱取得系爭支票的 時間（即98年11月27日，居於上開期間中間），並無齟齬， 益見駱○琳所言具有憑信性；何況系爭票據提示時，支票背 面猶蓋有駱○琳擔任負責人之「聖多利股份有限公司」的印 文，可見駱○琳行事光明、無隱。復稽之張○婷於前案第一 審審理時，證實尚未清償上開50萬元借款，而駱○琳身為商 業經理人，嫻熟資金調度、商業操作及票據使用，（而支票 上的印鑑不符，無從兌現，乃屬基本常識，豈會隨意持同曜 公司的其他印鑑章，蓋用在支票上，再向銀行要求提兌）， 無由甘冒偽造有價證券罪之重典，及求償借款無門的風險。 衡諸上訴人與其妻張○婷共同經營同曜公司，一起向駱○琳 告貸系爭50萬元週轉，且親歷正常交付支票為保的事實，卻 刻意扭曲，變異為遭祇有偶而南下高雄，去至同曜公司，通 常由該公司人員一路陪同的駱○琳，趁隙且精準地，從張美 婷辦公室的抽屜內，竊取系爭支票，並堅指駱○琳確有盜蓋 印章、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，凡此，當非出於誤會或懷疑， 而應係具有誣告的主觀犯意。 以上所為的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，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 可稽，既係綜合調查所得的各直接、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 ，自形式上觀察，即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 ，且事證已臻明確，毋庸為其他無益的調查。上訴意旨或置 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，或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 的適法行使，任憑己意，異持評價，妄指違法，或就不影響 判決本旨的枝節事項，猶執陳詞，仍為單純事實爭議，均不 能認為已經具備合法上訴第三審之形式要件。 ㈡所謂罪疑唯輕原則〈又稱有疑唯利被告原則〉，一般係指關 於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的認定，若法院已經窮盡證據 方法而仍存在無法形成確信的心證時，應為對被告有利的認 定。而此原則是在法院依法調查證據，並於證據評價結束之 後，方有適用，其存在內涵，並非在於如何評價證據的證明 力，而係在法官於未能形成心證的確信時，應如何判決的裁 判法則。 原判決既已說明依照上揭直接、間接證據綜合判斷，上訴人 明知系爭支票係向駱○琳借款時，交付予駱○琳，供作債務 擔保之用，並未失竊，竟謊稱遭竊、掛失、請求偵辦，更進 而指定犯罪人，對駱○琳為不實的提控，乃認檢察官所提出 之相關證據，已足為上訴人誣告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明，並形 成有罪心證之確信，爰為上訴人有罪諭知，其依法所為犯罪 事實之認定，核無違反「罪疑唯輕原則」可言。此部分上訴 殊有誤解。 綜上說明，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駁回。 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20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洪 昌 宏 法官 吳 信 銘 法官 許 錦 印 法官 王 國 棟 法官 李 釱 任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24 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