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東西搶走讓人無法舉證相關事實，是否可成立強制罪？

結論

把東西搶走讓人無法舉證相關事實，可以成立刑法第304條的強制罪。

依我國實務見解，行為人若以強暴手段（如徒手搶取）強行取走他人手中之物品，藉此妨害被害人報警、辦理業務或進行其他法律上權利之行使，縱使行為人主觀上是為了阻止對方蒐證或舉證，客觀上已該當「以強暴方式妨害人行使權利」之構成要件。只要手段與目的間之關聯性逾越社會倫理所能容忍之範圍，即具備實質違法性而成立強制罪。

法律依據

一、強制罪之構成要件與「妨害行使權利」之認定

刑法第304條第1項規定，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所稱「強暴、脅迫」，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，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，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。而所謂「妨害人行使權利」，乃妨害被害人在法律上所得為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，包括公法或私法上之權利（參照**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356號刑事判決**）。

二、搶走手機阻止報警——妨害報警之權利

在**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356號刑事判決**中，被告因欲改變行車路線，被害人拿起手機稱欲報警處理，被告竟強行取走被害人之手機放在一旁，以阻止被害人報警。法院明確認定：被告搶走手機阻止報警之行為「核屬強制罪所稱之『強暴』無訛，客觀上亦已妨礙被害人意思決定自由及意思實現自由等權利之行使」，且被告所為顯非出於合法行使權利之意思，逾越一般社會所能容忍之必要程度，手段與目的間難認具有正當合理關聯，具備違法性，合致強制罪之構成要件。

三、搶走手中物品中斷業務辦理——妨害辦理業務之權利

在**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緝字第7號刑事判決**中，被告因手機損壞賠償糾紛，於監理站徒手強行取走告訴人手中之手機及文件，令告訴人被迫中斷辦理業務。法院認定：被告以強暴方式取走物品，妨害告訴人自由行事之意志，且被告擅自強取並占有物品相當時間，經告訴人要求返還仍不從，侵害告訴人管領物品之權利，致法益受侵害程度已逾越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範圍，具備可非難性及實質違法性，構成強制罪。

四、搶走眼鏡妨害使用——妨害自由使用物品之權利

在**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26號刑事判決**中，被告因計程車排班糾紛，徒手搶取告訴人臉上之眼鏡。法院認定：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而強行取走其戴在臉上之眼鏡，乃是以強脅手段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，構成強制罪。此判決明確指出，即使是短暫取走物品造成不便，亦足以該當強制罪。

五、強制手段與目的之關聯性審查

強制罪在學理上屬「開放性構成要件」，需於違法性層次審查「手段與目的關聯性」。若行為人所欲達成之目的與其採取之手段間，逾越一般社會所能容忍之必要程度，或係恣意結合此二者，即欠缺內在關聯性，而具可非難性（參照**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356號刑事判決及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緝字第7號刑事判決**）。

實務建議

一、被害人方面——保全證據與報警時機

若遭人強行取走物品（特別是手機、文件等具有蒐證或舉證功能之物），應立即報警處理。如上述判決所示，被害人於物品遭搶走後報警，警方到場處理時亦可作為有力之證人。同時應注意保全現場監視器畫面、行車紀錄器影像等客觀證據，此等影像資料於各該判決中均為法院認定強制犯行之關鍵證據。

二、行為人方面——切勿以私力強制解決爭議

縱使行為人主觀上認為自己有正當理由（如要求賠償、處理債務糾紛等），亦不得以強暴手段強取他人管領之物品。如**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緝字第7號刑事判決**所揭示，債權債務糾紛本應尋求合法救濟途徑，行為人無權強取他人管領之物品以中斷他人處理自身事務，否則即構成強制罪。

三、強制罪與其他罪名之競合關係

搶走物品之行為，除可能成立強制罪外，視具體情節亦可能同時構成搶奪罪（刑法第325條）、毀損罪（刑法第354條）或恐嚇危害安全罪（刑法第305條）等。如**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970號刑事判決**所示，被告脅迫告訴人簽立本票並取走手機，法院認定不構成搶奪罪（因主觀上無不法所有意圖），但仍成立強制罪。故行為人縱使主觀上無不法所有意圖，只要以強暴脅迫手段妨害他人行使權利，仍無解於強制罪之成立。

四、告訴乃論之注意事項

強制罪為非告訴乃論之罪，但實務上多由被害人提出告訴後偵辦。被害人應於知悉犯人後6個月內提出告訴，以保障自身權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