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高度虛偽可能性之證人證述應有補強證據之判決

結論

在台灣刑事審判實務上，若證人證述本身具有「高度虛偽可能性」，法院基於保障人權及證據法則，會要求必須有「補強證據」以擔保該證述的真實性，不得僅憑該單一證人之指述即為被告有罪之判決。此類「高度虛偽可能性」之證人，實務上類型化為：對立性證人（如詐欺案件之告訴人、被害人）、目的性證人（如為求邀免刑寬典而為指證之對向犯）、脆弱性證人（如易受誘導之幼童）及特殊性證人（如秘密證人）等。若檢察官未能提出補強證據，法院即應諭知被告無罪。

法律依據

1. 補強證據之一般性法理與低可信度證人之類型化

按「供述證據，不論係本質上屬於可信度較高之被告或共犯之自白，抑或對立性之證人（如被害人、告訴人、對向犯）、目的性之證人（如刑法或特別刑法規定得邀減免刑責優惠者）、脆弱性之證人（如易受誘導之幼童）、特殊性之證人（如秘密證人）等性質上為低可信度之指證者證詞，之所以均被要求應有補強證據之必要性，主要在於憑藉補強證據之存在，以之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，或排除指證者之供述所可能潛藏之虛偽危險性。」此見解明確揭示於**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14 年度上易字第 40 號刑事判決**。該案法院據此認定詐欺案件之告訴人屬「對立性證人」，其指證被告詐欺之證詞性質上為低可信度，需有補強證據來排除其潛藏之虛偽危險性；因檢察官無法提出補強證據證明告訴人主觀上有陷於錯誤，法院最終維持第一審無罪判決。

2. 對向犯指證之高度虛偽危險性

按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，乃刑法第144條之特別規定，相對應於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，屬於必要共犯之對向犯類型。以投票受賄者指證他人投票行賄，因自首或自白收受賄賂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規定，得邀免除其刑或減輕其刑之寬典，甚或得由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；指證他人投票行賄而拒絕收受賄賂者，不成立刑法第143條之罪。故有關指證他人投票行賄之證言，本質上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，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，尤應認有補強證據之必要性，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。」此見解詳載於**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12 年度原選訴字第 6 號刑事判決**。

該案中，法院進一步指出，共犯之自白或證述，因有分散風險利益、推諉卸責等誘因，本具有虛偽蓋然性。證人以聞自共犯之陳述作為內容所為之轉述，屬於傳聞證詞，縱然具備任意性，亦不足作為所述被告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。法院因認收賄者指證行賄者之證言存在較大虛偽危險性，且證人前後證述歧異、欠缺其他可靠事證補強，最終就起訴之部分被告諭知無罪。

實務建議

1. 對檢察官及告訴人之建議：於偵辦此類涉及「對立性」或「目的性」證人之案件（如詐欺、選罷法買票、毒品交易等）時，切勿僅依賴告訴人或收賄者/買受人之單一指述。應積極蒐集客觀證據（如監視器畫面、通訊軟體對話紀錄、扣案物、金流軌跡等），以補強該等低可信度證人證述之真實性，方能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。

1. 對辯護人之建議：當案件之核心證據為被害人、告訴人或對向犯之指證時，辯護人應主張該證人屬於「性質上為低可信度之指證者」，並援引上開實務見解，要求法院命檢察官提出補強證據。若證人前後證述不一、有違常情，或客觀事證無法與其指述勾稽，即應主張該指述未經補強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，請求諭知無罪。

1. 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之區辨：須注意「補強法則」並非否定該等證人證述之證據能力，而是限制其「證明力」。證人之證述仍可作為證據在法庭上調查，但法院不能單憑該證述即認定犯罪事實，必須有其他獨立於該證述之外之補強證據，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。補強證據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，僅需足以佐證犯罪非屬虛構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