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事人父母於審理過程中皆亡故，是否可以爭取較佳量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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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
當事人父母於審理過程中相繼亡故，可以作為爭取較佳量刑的「量刑因子」之一，但並非法律上必然減輕其刑的法定事由。法院在量刑時，會依據《刑法》第57條規定，綜合考量行為人的「生活狀況」與「犯罪後之態度」等一切情狀。若當事人因父母雙亡而成為家庭唯一經濟支柱，或因此承受重大心理打擊，辯護人可據此主張從輕量刑；然而，法院仍會將此因素與犯罪本身的惡性、所生危害等進行整體權衡，未必會因此大幅減輕刑度。
法律依據
按《刑法》第57條規定，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一切情狀，尤須注意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所受刺激、犯罪之手段、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、品行、智識程度、犯後態度等事項，作為量刑輕重之標準。當事人父母於審理中亡故，主要涉及「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」及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」等量刑因子之考量。
從實務判決觀察，家庭變故確實會被法院納入量刑審酌範圍，但效果有限：
- 家庭因素作為量刑辯護之限制：
在**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訴字第 720 號刑事判決中，被告上訴主張其父於審理期間（2月初）過世，且母親高齡88歲患有腫瘤需人照料等家庭因素，請求依《刑法》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。然而，法院認為原審量刑時已依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之犯後態度、生活狀況、智識程度、家庭狀況等《刑法》第57條所定事項而為裁量，難認有何違法或失當之處，最終駁回被告上訴。此判決顯示，父母亡故或重病等家庭因素，法院雖會列入考量，但未必足以單獨撼動量刑結果，更不必然構成《刑法》第59條的酌減事由**。
- 家庭狀況為量刑整體評價之一環：
在**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11 年度交上訴字第 11 號刑事判決**中，法院於量刑時明確將被告「未婚、需扶養60歲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」列為審酌事項。顯見家庭照顧責任與經濟負擔，本即為法院量刑時的常規考量因素。
- 成長背景與心理狀態之影響：
在**臺灣高等法院 114 年度國審軍上重訴字第 1 號刑事判決**中，辯護人主張被告從小在單親家庭背景下長大，渴望被愛及害怕失去的性格，並提及被告父親年邁患病仍變賣房產以彌補被害人家屬，請求從輕量刑並給予復歸社會照顧父母之機會。雖然該案因犯罪手段極度兇殘而判處無期徒刑，但法院亦未否認家庭背景為量刑辯護的合法攻防點。
實務建議
- 積極提出具體事證：
若欲以父母亡故作為量刑減輕之事由，不應僅空泛主張「父母過世」，必須提出具體事證證明此變故對當事人生活狀況的實質影響。例如：當事人為家中獨子，父母亡故後須獨力扶養未成年子女或年邁祖父母；或因父母亡故導致重大經濟困難；或提出心理諮商紀錄證明因父母驟逝承受重大心理創傷等。
- 結合其他量刑因子綜合主張：
如**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訴字第 720 號刑事判決**所示，單憑家庭變故難以說服法院減刑。建議辯護人應將父母亡故與其他有利因子（如自首、坦承犯行、與被害人和解、無前科、素行良好等）結合，形成完整的「情輕法重」或「顯可憫恕」之論述，方能提高法院酌減其刑的機會。
- 避免過度依賴家庭因素：
若案件本身犯罪情節重大（如惡性重大的故意殺人、販賣大量毒品等），如**臺灣高等法院 114 年度國審軍上重訴字第 1 號刑事判決**所示，即使提出再多的家庭悲劇因素，法院在權衡「犯罪所生損害」與「行為人生活狀況」後，仍可能因犯罪惡性重大而量處重刑。因此，家庭因素在輕罪或過失犯罪中可能具有較大的量刑影響力，但在重罪案件中效果相當有限。
- 注意主張的時機：
父母於「審理過程中」亡故，屬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發生之事實，辯護人應於事實發生後立即向法院陳報，並於科刑辯論階段具體主張，使法院能及時將此情狀納入量刑審酌。若至上訴審始提出，上級審法院可能以原審已盡量刑審酌義務為由，駁回相關主張。
後續討論
結論
當事人父母於審理過程中亡故，且身後僅餘配偶、無其他須扶養之親屬時，仍可作為爭取有利量刑的證據，但其效果將顯著減弱。在《刑法》第57條的量刑考量中，法院固然會將「父母雙亡」此一重大生命變故視為行為人「生活狀況」與「所受刺激」的評估因子；然而，若當事人無未成年子女或年邁親屬需扶養，法院在權衡其「家庭照顧需求」與「社會復歸」的必要性時，能夠予以減輕刑度的空間相當有限。實務上，法院更傾向於將量刑的輕重，取決於犯罪本身的惡性、被害人所受損害，以及當事人犯後的具體悔悟與賠償態度。
法律依據
按《刑法》第57條規定，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一切情狀，尤須注意犯罪行為人之「生活狀況」及「犯罪時所受刺激」等事項。父母於審理中相繼亡故，客觀上屬於行為人生活狀況的重大變動，法院量刑時自應一併審酌。然而，從實務判決觀察，家庭變故在量刑上的影響力，往往取決於其是否連帶產生「迫切的扶養需求」或「經濟困境」：
- 無扶養需求則量刑影響力有限：
在**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訴字第 1361 號刑事判決**中，被告因攜女自殺被訴殺人罪。辯護人雖提出被告自幼生長於單親及寄養家庭，生命經驗充滿「失依感」，且長期受憂鬱症所苦等生活狀況作為量刑考量。法院雖承認被告的生活背景與精神狀態為量刑審酌因子，並將其與一般為財、為情之殺人犯行區隔，最終仍量處有期徒刑11年10月。此判決顯示，縱使行為人具有特殊的家庭背景與心理創傷，若未伴隨「需扶養特定弱勢家屬」的急迫性，法院在面對嚴重犯罪時，仍會以犯罪所生損害（剝奪無辜生命）作為量刑的核心基礎，家庭變故的減刑效果極為有限。
- 有扶養需求方能強化量刑說服力：
相對而言，在**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0 年度交簡上字第 306 號刑事判決**中，被告因酒駕肇事被判刑，其上訴主張自身需獨力奉養57歲年邁且為中低收入戶的母親，並照顧患有思覺失調症的中度身心障礙弟弟。雖然該案法院最終因被告為累犯且酒測值過高而駁回上訴，但原審判決確實將「家庭經濟狀況貧寒」及「需扶養身心障礙家屬」列為量刑審酌事項。這顯示實務上，家庭因素若能具體連結到「行為人是家庭唯一經濟支柱」或「有迫切扶養義務」，法院較有可能將其轉化為實質的減刑考量。
實務建議
- 轉換主張策略：強調「心理創傷」與「配偶支持」：
既然當事人無其他須扶養之人，辯護策略應從「扶養需求」轉向「心理與精神層面」。可主張父母於審理期間接連亡故，對當事人造成重大心理打擊與刺激，此屬《刑法》第57條第3款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」及第5款「生活狀況」的延續評價。同時，可強調配偶願意在此艱難時刻給予當事人支持與監督，證明當事人具備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統，有助於其未來復歸社會，請求法院從輕量刑。
- 提出具體事證避免空泛主張：
法院對於單純的「父母過世」主張通常僅予以形式審酌。若要使其成為有力的量刑證據，應提出具體事證，例如：當事人因父母亡故導致就醫的心理諮商紀錄、精神狀態受影響的診斷證明，或配偶提出之陳述狀，具體說明當事人因家庭變故所承受的壓力與悔悟，使法院能確實感受此變故對當事人生活狀況的實質影響。
- 結合其他犯後態度綜合評價：
如前所述，單一的家庭變故難以撼動法院的量刑心證，尤其在無扶養負擔的情況下。建議辯護人應將父母亡故的因素，與當事人坦承犯行、深切悔悟、積極與被害人和解賠償等「犯後態度」結合。在輕罪或過失犯案件中，若當事人已展現良好的悔意，輔以家庭變故所帶來的生命體悟，法院較有可能給予緩刑或較輕的刑度；但在嚴重故意犯罪中，仍應務實評估其減刑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