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法院肯認以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的相關判決

結論

在組織犯罪（主要為詐欺集團）相關案件中，法院對於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，採取極為嚴格的標準。實務上，若被告係詐欺集團之「發起、主持、指揮者」或核心管理人，法院通常認定其惡性非輕，客觀上不足引起一般同情，而否准適用刑法第59條；反之，若被告僅係集團中最底層之「車手」或受指示行事之邊緣成員，且犯罪情節輕微（如未遂、獲利極微），法院則較有可能肯認其犯行屬「情輕法重」，而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。

法律依據

1. 核心成員無酌減餘地

在**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71號判決**中，被告簡誌恆為詐欺機房之發起人、主持人及現場管理人，居於核心地位負責經營與指揮。法院認為，被告既有刑法第25條未遂犯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自白之法定減刑事由適用，尚無量刑過重之情狀；且其為犯罪組織之主導者，客觀上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狀況，自無再引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必要。

1. 底層成員獲肯認酌減

在**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訴字第3932號判決中，原審曾就被告蔣龍德參與詐欺集團擔任第一線機房成員之犯行，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。然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，理由在於被告與他人分工行騙長達一個月，嚴重危害交易秩序與治安，非一時失慮，且客觀上無任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事由存在，難認有情輕法重之情形。此判決雖最終撤銷酌減，但明確揭示了底層成員若無特殊憫恕情狀，仍難逃嚴格審查之標準。同樣地，在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42號判決**中，法院針對毒品案件揭示了一般性原則：大盤毒梟與吸毒者友儕間互通有無之小盤販賣，其危害社會程度有異，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，自非不可依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考量是否有可資憫恕之處。此「情輕法重」之法理，同樣適用於組織犯罪中邊緣成員之審酌。

1. 法定減刑與酌減之適用關係

**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71號判決**明確指出，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，必以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始有其適用。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，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，猶嫌過重時，方得為之。此見解與最高法院一貫立場相符，即在組織犯罪案件中，若被告已有自白減刑等法定減輕事由，必須是適用法定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，始得再依刑法第59條遞減。

實務建議

1. 區分被告在組織中之角色與地位：主張刑法第59條時，必須具體舉證被告在犯罪組織中係處於絕對從屬、邊緣之地位（如僅為受雇之車手、短期工讀生、未實際獲利之底層人員），而非主導者或核心幹部。若被告負責招募、管理機房或分配贓款，法院幾乎不可能肯認酌減。

1. 強調客觀上之「情輕法重」事由：辯護時應聚焦於客觀犯罪情節，例如：詐欺未遂且無任何人受有實際財產損害、被告參與時間極短即遭查獲、獲利極微或甚至未取得報酬等。避免僅以主觀因素（如家境清寒、一時失慮）作為酌減之唯一理由，因法院實務上對此多不採納。

1. 注意法定減刑事由之優先適用：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中，常伴有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）之法定減刑事由。辯護人應先確認法定減刑之適用，並試算減刑後之最低刑度，再進一步論述即使適用法定減刑後，刑度仍與被告輕微之參與程度不成比例，方有較大機會說服法院依刑法第59條遞減其刑。

結論

在恐嚇取財案件中，法院對於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，採取「原則從嚴，例外從寬」的態度。若被告係基於貪念、長期或多次向被害人恐嚇取財，法院通常認定其主觀惡性非輕，客觀上不足引起一般同情，而否准適用；但若被告犯罪情節極為輕微，例如僅因一時失慮、酒後失控，且索取之財物價值甚微（如僅為泡麵、香菸等），並已獲得被害人諒解，法院則可能肯認其犯行屬「法重情輕」，而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，以避免刑罰過苛。

法律依據

1. 犯罪情節輕微獲肯認酌減之情形

在**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8年度簡字第25號判決**中，被告犯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，法院審酌被告犯案之手段惡性尚輕，且所取財物僅為泡麵、香煙及米酒等微物，加上被害人亦以被告行為尚屬輕微，已表明不再續行追訴之意旨並同意給予酌減。法院據此認定本案核屬「法重情輕」，被告犯罪之情狀非無可憫，認科以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，因而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。此判決明確揭示了在恐嚇取財案件中，若客觀上索取財物極微且手段非屬重度暴力，並兼顧被害人之寬恕意願，即有刑法第59條適用之空間。

1. 多次犯行或具洗錢意圖否准酌減之情形

在**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023號判決**中，被告洪木榮與洪文松均涉犯恐嚇取財及一般洗錢等罪，並於審理中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。法院明確指出，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，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，認為宣告法定低度刑猶嫌過重者，始有其適用。法院審酌本案犯罪情節與處斷刑（適用加重減輕規定後，併參酌想像競合犯其中輕罪即恐嚇取財罪法定刑下限為有期徒刑6月）兩相權衡要屬相當，要無情輕法重或刑罰過苛之情狀，而無酌減必要。法院進一步強調，被告坦承犯行、家庭經濟狀況或是否洽談調（和）解，俱係法定量刑參考事由，核與依法酌減其刑之要件無涉，據此駁回被告依刑法第59條酌減之聲請。

1. 累犯與酌減之審酌關係

在**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023號判決**中，法院亦論及累犯加重與刑法第59條之關聯。被告前因恐嚇取財案件執行完畢後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恐嚇取財等罪，構成累犯。法院考量被告本件所犯與前案罪質相同或相近，且前案執行完畢後短時間內接連實施本件犯行，足見有反覆實施犯罪之傾向且對刑罰反應力薄弱，復無任何符合刑法第59條規定以致被告所受刑罰超過應負擔之罪責，使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事，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，而不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。此見解顯示，若被告屬於累犯且罪質相同，法院極難認定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。

實務建議

1. 具體舉證「法重情輕」之客觀事實：在恐嚇取財案件中主張刑法第59條酌減，切忌僅以主觀上的悔悟或家境清寒作為理由。應具體舉證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情狀，例如：索取財物之價值極為低微（如數十元之泡麵、香菸）、犯罪手段僅為口頭惡害而無實際暴力行為、或係因突發之精神壓力或酒後失控所致之一時失慮等，使法院得以客觀標準審視是否屬「法重情輕」。

1. 積極爭取被害人之諒解與同意：從**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8年度簡字第25號判決**可知，被害人明確表示行為輕微且同意給予酌減，是法院肯認適用刑法第59條之重要因素。因此，辯護人應盡力促成雙方和解，不僅要賠償被害人之損失，更應爭取被害人出具同意從輕量刑或酌減其刑之書面意見，以強化法院之心證。

1. 避免構成累犯或多次犯行：若被告有恐嚇取財之前案紀錄，且構成累犯，法院將會認定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，幾乎不可能再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。如**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023號判決**所示，累犯且罪質相同者，法院直接認定無刑罰過苛之情事。因此，對於有前科之被告，辯護策略應優先著眼於法定減刑事由（如自白）之適用，並請求在法定刑度內從輕量刑，而非將重心置於不易成功之刑法第59條酌減主張。

結論

在恐嚇取財及組織犯罪（詐欺集團）案件中，法院確實有肯認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的判決，但前提必須是被告客觀上具備「情輕法重」的特殊情狀，例如：犯罪所得極微、僅因一時失慮、非集團核心成員、已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全額賠償等，致使法院認為縱然科以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，方有酌減空間。若被告係核心主導者或犯罪情節嚴重，法院則會嚴格把關，否准適用。

法律依據

1. 恐嚇取財案件肯認酌減之情形

• **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易字第822號判決**：被告在超商內攜帶水果刀及玩具槍，拿取飲料、布丁及零食等商品（總價值僅新臺幣224元）而犯恐嚇取財罪。法院審酌被告違犯本件恐嚇取財之「犯罪所得甚微」，且係因「一時失慮」始為本件犯行，並已積極與全體被害人調解成立、依約賠償損失及表達歉意。法院認為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及行為背景，確屬情輕法重，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之同情，縱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，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。
• **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易字第1176號判決**：被告以LINE傳送恐嚇文字向告訴人取財25萬元。法院指出，同為恐嚇取財者，原因動機不一，法律科處此類犯罪之法定最低本刑「6月以上有期徒刑」不可謂不重。衡酌本案客觀型態，被告犯行係在網路介面用詞過激不當，事後雙方成立調解，被告業已履行全額賠償，告訴人表示諒解並無意追究，且雙方係網路認識、事出有因，被告主觀惡性非重。若仍科以法定最低度刑，顯有情輕法重之憾，情堪憫恕，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。

2. 組織犯罪（詐欺集團）案件肯認酌減之情形

• **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訴字第4352號判決**：被告參與詐欺集團，涉犯參與犯罪組織、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。二審法院審酌被告行為時年僅19歲，思慮未周，智識程度非高，且無任何刑事犯罪前科紀錄（初犯），在犯行中僅參與招募人手之分工，究非詐欺集團核心成員；復於審理中坦承犯行，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依約履行完畢，有實質填補告訴人損害之具體表現。衡酌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最輕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1年，衡情容有法重情輕，堪資憫恕之處，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。

3. 否准酌減之對照見解（揭示嚴格審查標準）

• **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581號判決**：法院強調刑法第59條之適用，必須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，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之過苛者。若被告僅以坦承犯行、達成和解、有正當職業或需扶養家屬等情詞請求酌減，此等情節僅屬刑法第57條之量刑事由，尚難執此認定有情輕法重而得減刑之情事。
• **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訴字第3072號判決**：被告擔任詐欺集團車手，造成告訴人受有110萬元損失。法院認為被告所為係詐欺集團取得犯罪所得之不可或缺環節，犯罪所生危害程度難認不重，並無犯罪情狀堪可憫恕之處；被告與告訴人和解及坦承犯行等節，僅須於法定刑度內依刑法第57條審酌即可，無法重情輕之憾，自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。

實務建議

1. 具體舉證「情輕」之客觀事實：主張刑法第59條時，必須提出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的特殊事由。例如在恐嚇取財案件中，強調犯罪所得極微（如數百元之零食）、手段非屬重度暴力、係一時失慮或事出有因；在組織犯罪案件中，則須強調被告年紀尚輕、思慮未周、非集團核心成員（僅擔任最底層車手或招募）、獲利極低等，以凸顯「法重情輕」的失衡狀態。

1. 積極填補損害並取得被害人明確諒解：從前開肯認酌減的判決可知，「已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」且「已全額履行賠償完畢」，甚至取得被害人同意從輕量刑之書面意見，是法院肯認適用刑法第59條之重要關鍵。若僅是部分賠償或尚未達成和解，法院通常會認定主觀惡性未減，而否准酌減。

1. 避免與累犯或情節重大沾邊：若被告為累犯，或犯罪情節重大（如恐嚇取財金額高達數十萬元、造成被害人嚴重心理創傷；或詐欺集團造成被害人百萬元以上損失），法院即難認定有「顯可憫恕」之情。此時辯護策略應轉向爭取法定減刑事由（如自白減刑），並在法定刑度內爭取較輕之宣告刑，而非將訴訟資源投入在成功率極低的刑法第59條酌減主張上。